王襄一肚子话，却也不敢对王佑说。王佑能力摆在那里，又非自己的儿子，他也不愿节外生枝。想到方才自己太过严厉，王襄觉得不大妥当，因此缓和了神色：“我这把年纪，能从刺史之位上荣退，已是别无所求。除了一生功业，不过是为晚辈私计。扬州的确艰苦了些，你若不愿意去，就还留在豫州吧。”
王佑听王襄一番自陈，也是心中惭愧，道：“伯父，刚刚是晚辈的不是。晚辈去扬州，去就是了。”
王襄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你回自己的船上收拾收拾，要带什么东西提前吩咐下面的人，他们夜里替你跑一趟，也省的你明日折腾。”
王佑应是，又向王襄深拜了一回。
王佑走后，一名老仆进来伺候，准备服侍王襄睡下。
“郎主，这琴要不要收回匣子里？”
王襄躺在榻上，只觉得分外疲累，半梦半醒得喃语着：“亲友相赠，暂留在外面吧。”
接手洛阳后，行台事务很快步入了正轨，陆昭亲自安排行台事务和行政架构。
与数年前她经历的单府行政不同，在洛阳复杂的刺史、行台、皇后内司女官的三府体系中，权力高度分散，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。有些事需要跨府办，有些事哪个府办都可以，一旦处理不好，就会产生矛盾。府与府之间也会存在推诿扯皮的问题，一府反对，政事即败。这种行政架构又无以往的先例和流程，就难免下层事务推给上层，导致权力自然而然向上集中。
而制度设计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为了减少上级的非必要决策，提高整体决策效率。因此第一日，陆昭就在责任分割上划清了明确的界限。
首先，州府仍担当着主要地方行政职责。如果事务仅涉及郡县之内，则州府可以独立决策，如果涉及跨郡、跨州甚至跨国事务，就要和行台有关部门的尚书共同决策。郡县同样拥有次一级的独立决策权。
此外，各县还会派出一名女官，施行监察记录，监察也仅局限于县内。这些人虽然不直接参与县一级的决策，但会对当地民情和县府施政情况作记录总结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且这些记录会直接呈于皇后的桌案上。各县女官轮值，两月一换，考绩则由这些记录总结来定。
陆昭让这些女官下到县一级，监察地方的同时，也是让这些女孩子们了解国家运作最基础的单元，日后处理政务看问题便不会流于表面。若未能临于基层之下，又何以立于朝堂之上。此事无论男女，无论士庶，都是绕不过去的。
其次也是加深自己这个皇后与地方权力的羁縻。女性在权力制度下尚处于弱势，争取女性群体的力量，释放女性群体的力量，本身就是在舆情上，对皇后执政的深度刻画和加强。借着行台的合法性的外壳，去填充女性执政合法性的内核，让社会去适应。
最后，则是制定一套统一的自行台至州府、郡府等所有文件和会议制度。
一条行台的政令，从州府至郡府、再至县，层层传递，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。由上至下的传达，自下而上的汇报，平级之间的沟通，种种类类，便是文山会海。记录文字的竹简与纸帛，同样也是权力的载体之一。一套清晰明确的文书和会议制度，是权力高效运作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公文被细划为十五种，严格执行的诏、令，灵活处理的告、谏，另有文函、纲要，每种按紧急程度和机密程度作以严格区分规定。设计跨府、部职权的事务，未协商一致共同签名，不得向下行文，以减少难以落实的空头文书。
待一系列举措终于布置好后，行台与各郡也获得了近一个月的平稳。此时，陆昭也拿到了第一手财税数据。有了这些数据，她才可以明明白白地和地方谈判。
此时，刚从文山会海里挣脱出来的庞满儿，私下里用哀怨的目光看着陆昭：“还要再谈？去县里一个一个地谈？昭昭，你现在可是有孕在身。”
制度
行台方才安定下来， 框架初成，司州也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情。
一是河东薛氏要分宗的传言越传越广，以至于河东郡守苗淼上书行台请询。
二是汲郡赵氏派部曲压驻枋头， 在司州和兖州之间的水路公然搅局，只说是维修水道， 本质上就是干一票查大车的生意， 姿态可谓强横。兖州是陈留王氏和吴氏的地界，此番警示的对象不言而喻。兖州刺史治理当地，难免依靠王氏、吴氏的族人， 但枋头所控制的河道，则是物流命脉， 因此夹在中间不好做，也给司州刺史府送了一封书信。
陆昭将两封书信收好， 对庞满儿道：“薛珪是聪明人，行台到县里去谈， 总不好主动屈尊。薛氏分宗闹得这样大，这才给行台过问河东事务的机会。这几天你再将河东郡的财税过一过， 五日之后， 咱们就乘船去汾阴。”
至于兖州的态度，这时候只要不闹事，就是在帮忙了， 可见王家和吴家都有出力维持。
庞满儿近几年已颇通些朝堂上的人情世故，个人名望也有了积累，但和许多女官一样， 没有在地方参与执政的经验， 因此对于陆昭这般亲力亲为有些不理解。
“可是先前行台对弘农已有武力震慑，薛珪也有意合作， 行台颁布的新法对于世族也是有益，一条政令下去，地方便应遵从办理。”
“遵从办理只是态度。”陆昭道，“一条政令下达，背后的执行才是千头万绪。没错，新法是有益的，可是有益与否仅仅决定这条新法该不该实施。但一件事情该不该做，仅仅是第一个问题。做到何种程度？怎样算是做得好？做得好功劳又该如何分？做不好谁担首责，谁担次责？这些又岂是一条政令就可以说清楚的？如果说不清楚，你觉得谁说的算？”
庞满儿皱了皱眉：“那自然是行台说的算，长安说的算。”
“非也。”陆昭摇头道，“在事情不明，条例难决的情形下，谁掌握的实情最多，谁说的算。所谓权力，就是模糊地带的决定权。如果行台下到地方和地方谈，行台可以借此了解实情，行台说的算。如果行台不和地方谈，那就是地方说的算。”
庞满儿微微张着嘴，显然，连身为皇后的陆昭都认可这个事实，这让她觉得分外惊诧：“可是尊卑如此，律法如此，河东薛氏若不能遵从，还有朝廷，还有廷尉。这些人就不怕触犯律法，革职查问吗？”
陆昭闻言，了然一笑。即便是在高度集权的开国时期，许多人都会对朝廷存在一种极大的误解。那就是朝廷与中枢作为天下的决策者，地方政府只是对决策的遵从者和执行者，并不会有其他角色可供扮演。
“满儿你自幼生于深宫，宫檐之下，确实等级森严。你所观察、了解的朝堂政闻，看到的一条条政令，大多已是各方博弈之后的结果，而非博弈的过程。政令出台的背后，其实早有中枢和地方征求意见、相互协商、反复修改，如若不然，政策便不可能落地。政策的背后所充斥的，永远是协商与妥协，而非命令与执行。”
庞满儿被说服了，然而仍不由得担心道：“那也不必皇后亲自去，就让行台这几位尚书亲自跑一趟，也不行吗？”
“如果仅是皇后，我倒真不必亲自去。”陆昭拉庞满儿坐到身边，“可是作为录行台尚书事、司州牧、假节钺的皇后，就要亲自出面不可了。只有我去了，才能和河东郡郡守见面，和薛氏的族长见面，相对而谈，提出问题。如果仅仅是卫渐、江恒他们出面，只怕连面都见不上。”
“有时，甚至郡守、族长都不能够自己拿主意。太守的背后有更了解实情的曹吏，族长的背后有深扎于乡土的族人，背后的背后更有乡贤、乡老、负责挨家挨户征税的乡绅。没错，触犯律法是会革职，不配合行台和中央的决策，也会被问罪。但就算真的将这些人全盘清除，司州这片土地的执政架构，就会顷刻瘫痪。莫说是新法，今年的赋税都收不上来。”
此时庞满儿是完完全全服气的，但面对已半露出真实的未来，也不由得目光晦暗：“先前行台已经做了这么多准备，设立了这么多制度，到最后却仍要靠与地方的斗争去完成一条简单的政令。我都在想，到底是行台的做法错了？还是这些制度错了？我们做的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说完，庞满儿抬起头，看到陆昭惊诧的目光，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失言，忙道：“我不是在质疑皇后的决定……我……”
陆昭望向窗外，夏风穿过屋檐，远处传来洛阳城内大大小小庙宇的钟声。成千上万的钟声里，必然有些是人为敲响的，有些是被风刮响的。
“你是对的，也许我有错，制度也有错。”陆昭紧紧握住了庞满儿的手，那既是安抚风浪中小船的力量，又是在巨浪面前牢牢握住桅杆自持的力量，“这个世上，有人就有利益，有利益就有斗争。中枢与地方的斗争，也永远无法避免。这个世上，也同样没有一个制度可以完全避免斗争。人生有百年之大限，权力有唯一之所属，最终不过是在彼此妥协，彼此退让之中，寻找一个‘最不错’的制度罢了。”
“至于我们所做的意义，也不是让权力斗争彻底消灭，也不是让地方与中枢永远服从，而是把权力关进一个合适的牢笼中，将斗争划定于可控的范围内。利益是这个世上永恒的诉求，但混乱不是。斗争是这个世上永恒的手段，但迫害不是。”
两个女子，尽管身份不同，但眼里闪过的令人发颤的热忱，无疑有着一致的认同，并怀抱着同样的勇气。
庞满儿的手也紧紧握住了陆昭的手。晚晴夕照，两个人的双手都泛着淡淡的金红色。
陆昭拉着庞满儿的手一起站起来：“去叫韦如璋也过来，咱们再一块看看东垣县和整个河东郡的财税。”
片刻后，韦如璋便与庞满儿一道过来。陆昭也早已命人将东垣县和河东郡的财税各誊抄了两份，分发给两人。“这些数目未必属实，你们权且做个参考。”
即便是一个县的财税，对本土乡众、县令乃至于郡守都可能产生极大的影响，钱帛之利也好，人事升迁也罢，每一个数字的后面都有可能涉及利益方，这就产生了扭曲和隐瞒。
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即便是手边摆放着茶水，陆昭也并不在议事时引用，对待两位女侍中都极尽郑重。
韦如璋曾在廷尉历练，涉及实际事务较多，也最先发现问题：“回禀皇后，去年东垣县的财税与支出竟与往年持平，可去年是灾年。到了河东郡守这里，财税居然开始有了盈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