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黄宗伟写了很多封信，他一次都没有回复我。
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已经没什么亲人，但老家的房子还留着。前段时间，他回去找人翻修家里的祠堂，又随便收拾了一下院子，几间小屋子终于干净一点，勉强能住人。除了门槛有点旧，他不愿意换，说每一次走过，都是大踏步迎接新的好运。
我出门的时候，黄宗伟刚从金山寺祭祖回来，手里拎一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撕得乱七八糟的用来装订香火的包装纸。他的另一只手臂抱住自己的儿子，陪他的女人叫阿兰，是他的老婆，我们当时没见过几次，后来见得比较多——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推着一只婴儿车。
他见到我没什么感觉，也没有打招呼的意思，反而是他老婆阿兰问他：你同学吗？他才如梦初醒，喉咙里哦了两声，眯眼笑着向我伸出手：好久不见。比起我上一次见他，他又发福了，整个人珠圆玉润，只有皮肤还和小时候一样白。他现在经常胳膊下夹着皮包，在村里来回跑，活脱脱一副大老板的样子，身形、模样都和小时候相行见远。
还有他的三个儿子。黄宗伟和他老婆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但是我总分不清。他请我来家里喝过一次茶，他的儿子们在里屋睡觉。我们拉了几句家常，他带我去房间里看他儿子。黯淡的灯光映照在他慈祥的脸上，他垂下眼用手指给我看，轻声介绍哪个孩子叫什么名字，姓名由来有什么缘故。
从军，从政，从商。黄宗伟跟我讲。刚好三胞胎。他的神情柔和，不知道是灯光的效果，还是他的体态对他的影响，他身上没有小时候那股冷淡的感觉，整个人变得很亲切。我不想听他讲他的孩子，我认不清，也不感兴趣，我想听他讲讲他自己，我和他没有联系上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做了什么事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。但是他说：我们出去吧。
他拉上房门，最后隔着门缝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们。我问他：你现在在哪里？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，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，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。我问了好几次，他搪塞我，最后没办法，说自己也不知道。
居无定所。他说。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，很快就会搬走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他明白我不信，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口，不管我信不信，我都不会再问了。他又说：不要来找我了。
我没找他，我只是给他写信。一九九八年，已经过了三月五日，他三十三岁，我三十三岁。他在广宁市当老板，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。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，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高。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，信里的内容毫无营养，记一下最近的感受，又记一下最近吃的东西。我不写开头的问候，不写署名，只写内容和日期，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，没有人收，我就让中叔代收，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皮盒子里。
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，我说随便，扔了也可以。中叔没有扔，糖盒子被他藏在床底下的抽屉里，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。后来越写越多，信放不下了，他又取出一块新盒子，跟原来的盒子排在一起，压住他的存折账单，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。
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。
我依旧坚持不懈地写。
我不了解黄宗伟在干什么，我只能写我自己，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。广州很无聊，教书很无聊，化学很无聊，我的人生按部就班，一年半载几乎没有任何波动。我经常臆想黄宗伟在干什么，他一定过着比我更刺激、更随心所欲的生活。这样的想象激发了我的好胜心，我摒弃了先前的平铺直叙，开始在信里杜撰自己的经历。
我编造教书时班里小孩子的调皮、同事间的勾心斗角、学校里不合常理的规定；我编造天安门前的广场人山人海，大家星期一都在等早上六点的升旗仪式，我写这件事的时候特地暗示：工作之后我很有空闲，经常去那里玩其实我没有去北京，之后可能也不会去；我还编造我的相亲史，相亲对象是一个开服装店的女人，满嘴听不懂的沪语，很有意思。我编了很多话，编到后面自己也信了，越写越潦草，越写越生动，像写一样。
直到一天晚上，我点着灯，在纸上写我刚吃过晚饭，今天白天有邻居结婚，晚上会放烟花。我问他吃饭了吗，又问他最近在忙什么，问东问西，我发现我能说的很有限，那张纸还余三行空白。
可我什么也编不出来了。我决心要给他写满整整一面，我的笔头在纸上点了半天，给他写下三行我爱你。刚开始很艰难，随即一发不可收拾。写到结尾处，我的笔迹飘逸疯狂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意思，但结合上文，都是相同的三个字：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。
如果黄宗伟看到这段话，一定会觉得我有病、很恶心。这就是我想见到的。我想看到他满脸嫌恶，最好因为这些令人作呕的告白，吐在我的信纸上面。但他不会看，很没意思。我明知道他不会看我还这样写，我是一个相当无聊的人。
我用打火机点燃那封信的一角，火舌飞速窜动，几片黑色的灰烬掉在桌面上。信纸尾部来回打卷，像一只被我提住尾巴、在空中挣扎的老鼠。
我把那封信烧了。
初一暑假，我履行诺言，带黄宗伟去县城。
我们住在县城。这里不大，但比东翰林村强很多，沿路有不少店铺，地面相对整洁平坦，下了雨也不会有淤积污水的大片凹陷的湿泥。县城的太阳比东翰林村耀眼很多，因为房屋是错落有致的，阳光也可以寻到屋子间的排列逻辑，从其中的空隙落下。
黄宗伟说，这和村子里真是太不一样了，这里的阳光这么整齐。相比之下，东翰林村的阳光总是透过杂乱无章的树叶，乱线一样扫射各处，像要刺瞎人的眼睛。
他跟我过来，只带了自己的书包和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，包里放了薄薄的笔记本和化学手册。手册已经被他揉得很旧了，由于经常翻阅，书页的侧面颜色暗沉。
这本手册的线散开了，它的封面变得摇摇欲坠，似乎轻轻一扯，就会悄无声息地散架。黄宗伟对此很不好意思，他在家里捡了我爹看过的报纸，搭着塑料尺，悉心为这本书包了封皮。
不看化学的时候，他就在房子里闲逛，或是与我到县城的街道瞎转悠。我带他去过一两次我爹的皮鞋厂，想向他展示工厂的运作场景。我认为这是这次暑假之旅中，除了去市区外的一大重头戏，但黄宗伟对此表现得兴趣缺缺。我让他看那些给鞋子钉鞋钉的女工，又让他看巨大的嗡鸣的机器，它们几乎占了厂子里的一半空地，使运作间变得非常狭小。
黄宗伟心不在焉地听这些话，老是神游，被我问烦了，他才勉强回应两句，后来他干脆挑明：机器发动的声音总是令他心烦意乱，并且工厂很小、很热，进去后有一种窒息感。他有时变本加厉，说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去厂子里逛，那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县城上拥挤的马路有意思。
总而言之，他见缝插针地泼我冷水，好使我明白我所看重的皮鞋厂其实不值一提，至少在他眼里是这样的。他真是让人讨厌，但只限我带他去皮鞋厂的时候。其余大部分时间，也许是因为受到县城温暖阳光的普照，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善良、宽容与大方，看上去对事事充满兴趣与热爱。
他跟我上街，把自己吃到一半的火腿肠喂给流浪猫和流浪狗，他还会抱它们，让它们在他怀里、膝盖上尽情撒娇。他之前从来没有对我的小狗这样过。
我们去过书店，不大的店面放置两排书架，墙壁上都是塑封的书本。我们来时经常看到放学的学生，他们站在架子前面，手里拿了一本书，掌心来回抚摸书的表皮，嘴里絮絮叨叨讲学校的趣事。
黄宗伟很喜欢看，但不是对书的内容好奇，而是看书本的排列。他有段时间沉迷纠错，经常背着手，像书店老板一样在架子前走来走去。每一本书的塑封皮外都贴了印有编号的贴纸，他花了一个下午去弄懂数字前那些字母的含义，又乐此不疲地将放错地方的图书归位。好在县城里没有图书馆，不然还要浪费他更多时间。
县城的日子像水一样冲刷记忆，东翰林村的事情变得离我们特别遥远。强势的阿勇、温和冷漠的老师、面目可憎的同学、言谈粗鲁脸色沧桑的大人、下雨天发霉的教室、剥落油漆的大门、丢失的学校招牌。我们离他们很远，我们逃到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，一个世外桃源。
我和黄宗伟惬意地蜷缩着。晚上我们睡在一起，他穿着单薄的白背心。我们聊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只字不提东翰林村，然后我们的声音像灯芯一样熄灭。
在夜晚，偶尔听不见虫鸣。黄宗伟侧躺在我的身旁，他不说话，睁着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长长的睫毛摩擦过枕头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只要空气中有一点动静，这个响声就会被淹没。我努力集中注意力：为了听到那一阵细密的沙沙声，我减弱了自己的呼吸。
我们什么时候到城里去？他问我。
很快。我回答。
很快。过两天。他从法地乱揉他的屁股。他剧烈地扭动身体，我低吼一声：安静点！他停下了，我的声音在压低后变得很粗，染上浓重的情欲，就像蛰伏在黑暗里躁动不安的野兽。
我说完安静，他就像死了一样，再没有起半分挣扎的心思。他安静地等我随便舔了两下就把手指塞进去，又安静地等我把硬挺的阴茎按在他柔软的臀肉上。只有我真正进去的那一刻，他才像如梦初醒，难堪地低声啜泣。他的指甲开始用力，在我的手臂上留下一道道很浅的印记。我让他像一条在波涛中翻滚的破船，他无所依靠，只能抱着我，大腿适应我摆腰的节奏，偶尔小幅度的痉挛。
在这处狭窄、潮湿又泥泞的甬道中，我的大脑体会到一阵疯狂的窒息感，如同缺氧的鱼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除了细微的床板摇晃声、皮肉相撞的水声，以及舍友的鼾声外再也听不到什么。我们都怕被别人发现，身上裹着被子，想把这点声音也裹进去。干他干到最后，黄宗伟没有回应，也没有任何情绪，他可能高潮了，也可能没有。我没问他，他也懒得说。
我把阴茎拔出来，精液射到他的腿根上。他闷哼一声，腿缝颤抖着张开，身下一片狼藉。把他搞成这样，我实在应该感到抱歉，但黄宗伟没有看我，他已经习惯了，我自从步入青春期，就像一条时刻会发病的狗。
他从床板下面掏出卷纸，扯了两张，手软脚软地爬起来收拾自己。我起身给他腾出地方，他低声叫住我：等会儿。旋即扣住我的后脑勺，用牙齿轻轻摩擦我的嘴唇，但是没有伸舌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