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徐芳，我要说的话，你现在也许听不懂。但我还是把你当成一个成年人一样尊重，所以，我尽量通俗地解释给你听，好吗？”
“ 要在法律上证明你是杜宇风的女儿，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。你提供的证据太薄弱，还需要补充更多证据；杜宇风已经去世了，你没法和他做亲子鉴定。要和杜宇风的另一个女儿做亲缘关系鉴定，如果对方不配合，以你手上现有的证据，司法上也是不支持强制鉴定的。”
“所以我要做的是，去和杜家其他人商量，看他们是否知道你母亲，是否愿意直接认可和接纳你。”
徐芳满脸困惑，苏拉不知道她听懂了多少。
半晌，徐芳说：
“我不用他们接纳我。”
“我就想知道，我能分到多少钱。”
“……”
“他是我父亲，没有尽到养我的义务，现在他死了，他这么有钱，分一点点给我，应该不难吧？”
李老师顿时一脸尴尬：“这孩子……”
苏拉摆摆手以示没关系。
“如果最终证实，你确实是杜宇风的女儿，作为未成年的法定继承人，当然可以分到一笔遗产。”
徐芳的眼睛亮了：
“有多少？有五万吗？”
这金额如此精确，倒让苏拉意外了。
她忽然明白了什么：
“……徐芳，如果有五万块钱，你打算怎么用？”
徐芳的脸颊发红：
“有五万块钱，就能带外婆去省城治眼睛了。”
作者有话说：
“小黄鸭”在出现过。
司法实践中，如果杜宇风还活着，为了确认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，是可以要求强制进行司法鉴定的。但杜宇风死了，兄弟姐妹关系的基因鉴定一般需要双方自愿才能进行。
另外，兄弟姐妹关系，尤其是半同胞关系的鉴定的精确度比较低，所以，也不能像亲子关系那样适用更为宽松的推定规则。
她给自己梳头（2）
苏拉核查了一帆的人事档案, 虽然年深日久，有些资料缺失，但足以证明徐丽曾经在一帆工作过。
档案上显示, 徐丽是1984年生人，16岁就到鹤市打工，2003年进入一帆, 三年期间, 从普通的流水线女工做到高级质检员。2006年, 徐丽请了半年的假回老家，然后又回来继续上班，假期是杜宇风亲自批的。离开一帆则是在第二年的四月，她主动提出辞职, 杜宇风还是给她特批了一笔额外的工资。
十多年前, 鹤市的务工环境, 这么厚道的老板着实少见。但杜宇风一直有个正派仗义的名声, 许多一帆的老员工早年都受过他的恩惠，如果说徐丽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, 也说得过去。
从一帆离职后，徐丽仿佛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一般，也没再给老家的母亲和女儿寄过钱或写过信。
徐丽的母亲在陵县公安局报过失踪人口, 陵县还发过调取资料的函件给一帆，但一直没有找到徐丽的行踪。
苏拉和宁夏联系到一位一帆的老工友黄秋, 当她看到照片的时候，立刻认了出来。
“这不是徐丽嘛。”
“您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？”
“那谁知道呢？”
黄秋说：
“找不到人也正常。那时候好多小姑娘出来打工，年纪不够, 都用的假身份证, 甚至假名字, 谁也没法查。有些吃不了打工的苦，走了下流的，或者是犯了事的，就换个身份证，换个地方生活。打工妹来来走走，谁能记得住？”
“徐丽那孩子，在一帆做得时间算长的，也能吃苦，后来都做到高级质检了，所以我记得她。”
黄秋退休前在一帆做人事，回忆起当年，像是打开了话匣子。
“杜总人好，对工人都客客气气的，家里有困难的也都愿意帮忙。徐丽就特别感激他，她父亲死的时候，杜总还给她发过慰问金。她可是听不得人说一句杜总的坏话，把他当个神一样供着。所以后来，她要离开一帆，我们都很惊讶。那会儿我劝她别辞职，她偏不听，她说她要挣大钱去。一个农村女孩儿，没学历，就是长得还行，你说，能上哪儿挣大钱？”
“她跟我们走得都不近，听说她后来找了个有钱老头，当富太太去了。现在，也不知道是在香港，还是换了别的地方打工。”
苏拉和宁夏对看一眼。这传闻，和徐芳在老家听说的大同小异。
苏拉问：
“那徐丽……和江总关系怎么样？”
“江总可烦她了。她家里事儿多，老请假，而且厂里有些碎嘴的，爱传她喜欢杜总。嗨，杜总哪能看得上她。诶，她该不会是心虚，怕江总给她小鞋穿，才辞职的吧？”
黄秋嘴快，说完才想起来，眼前的苏律师正是江世敏的女儿，连忙找补：
“江总也不是那小家子气的人，她就是刀子嘴，豆腐心。都是好人、都是好人。”
苏拉心中的疑窦逐渐增大。记忆中的继父在她心中逐渐隐身迷雾，面目不清。
她对杜宇风的尊重大于感情。在她心目中，杜宇风远远不是个好父亲，也不是个好丈夫，但总算是个颇有人格魅力的企业家。他深谋远虑，心思周密，善于用人，善于笼络人心，从未真正信任过任何人。
苏拉见识过太多富豪的家庭纠纷案例，现实是，真正能做到洁身自好的男性企业家凤毛麟角，能够做到对配偶起码的义气和诚恳的，已经是少数了。
她几乎可以根据她过往经手过的案件，脑补出一个完整的案例：